1933年9月至1934年10月，在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的亲自指挥下，国民党纠集100万兵力，采取四面合围的“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五次“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奋起抗击，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广大地区实施了一系列反对敌人“围剿”的战役，史称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战役于1933年9月25日敌军发起进攻作战起，至1934年10月10日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退出中央根据地止，历时1年之久，中央苏区军民全力以赴，为保卫苏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给予国民党军大量杀伤。但在中共中央左倾领导人错误的军事战略和作战指导下，早期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后期实行军事保守主义，使这次反“围剿”作战始终处于被动，致使红军遭到严重削弱，中央苏区控制区域大部丧失，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根据地，向湘西地区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中国工农红军史诗般的长征。
一、战役背景
（一）中共中央“左倾”领导人取得军事指挥权
1931年7月至9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在闽西赣南地区取得第三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中央苏区红军发展到7万人，苏区版图扩展到20多个县城，形成一个拥有数百万人口的、连成一片的、比较巩固的苏区。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为制造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反动政府实施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很快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中国人民极大的民族义愤。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组织下，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学生掀起了空前高涨的抗日反蒋运动。1931年12月14日，在红军反“围剿”胜利影响和全国抗日反蒋浪潮推动下，国民党第26路军参谋长赵博生（共产党员）和旅长季振同、董振堂及团长黄中岳率领全军1.7万人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起义部队编为中国工家红军第5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不久由董振堂接任），肖劲光任政治委员，辖第13、14、15军。
在中央苏区取得重大发展的有利形势下，以王明为代表的一部分没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的教条主义者取得了党的领导权，认为革命势力急速发展与反革命统治日益崩溃，出现了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开始积极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治纲领及军事战略，指示苏区的党和红军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之下，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完全否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苏区领导人制定了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并据此反对各苏区红军领导人所制定的战略战术，并开始了以进攻战役为标志的军事冒险行动，先后于1932年2月至1933年1月间，先后发起以夺占城市为目标的赣州战役、漳州战役、南（雄）水（口）战役、乐（安）宜（黄）战役、建（宁）黎（川）泰（宁）战役、金（溪）资（溪）战役等进攻战役，虽然取得了一些战役战斗的胜利，但既没有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也没有打破敌军的“围剿”，相反消耗和疲惫了自己，失去了巩固和发展红军与苏区的有利时机。尤其严重的是，1932年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宁都举行全体会议，针对蒋介石准备发起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准备，不仅坚持继续以“左倾”冒险的进攻战略粉碎敌之大举进攻，还对毛泽东及其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原则进行了错误批判和指责，并将其调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岗位，变相解除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
1933年初，国民党组织30多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对中央苏区实施第四次“围剿”作战。此时，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来中央苏区，导致“左倾”错误在中央苏区得以全面推行。同时，以共产国际派驻中国情报员身份来到中国的德国共产党员李德随临时中央来到瑞金，并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标志着“左倾”教条主义完全取得了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在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之初，红1方面军仍企图以进攻南丰为手段打破敌围剿，立即遭到敌中路军的反扑决战。面对当面严重的敌情，总政委周恩来和总司令朱德毅然决定，改强袭南丰为佯攻，接着又主动撤围南丰，采取退却步骤，先后在宜黄之黄陂地区和草台冈地区采取大兵团伏击的战法，歼敌第52、第59师两个整师，重创敌第11师，歼敌1万余人，缴枪万余支，基本上打破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第4次“反围剿”是在“左倾”领导取得军事指挥权后组织实施的作战，此次“反围剿”的胜利也暂时麻痹了中央苏区广大军民对“左倾”错误领导的认识，从而为后续的军事行动及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二）国民党第五次“围剿”部署
1933年初，日军加紧入侵华北，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然而，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决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5月，他在南昌设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中央苏区及其周边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并决定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同时对苏区实行经济、交通封锁，企图逐步压缩并摧毁苏区。
是年夏秋，蒋介石一面向美、英、德、意等国大量借款，购置军火，聘请军事顾问和专家；一面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开办军官训练团，并着手制定“围剿”计划，加紧进行“围剿”准备。
这次“围剿”，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万人。其部署为：
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第1、第2、第3路军，计33个师又3个旅，作为此次“围剿”中央苏区的主力。其第1路军4个师又2个旅位于吉水、新淦（今新干）、永丰、乐安、宜黄地区；第2路军6个师位于金溪、腾桥、崇仁地区；以陈诚任总指挥的第3路军18个师又1个补充旅作为北路军的主力军，集结于南城、南丰、临川（今抚州）地区。北路军的任务是：由北向南，构筑碉堡封锁线，实施对中央苏区的主攻。以第3路军在第1、第2路军策应下，向广昌方向推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由北路军总司令部直接指挥的2个师扼守赣江西岸的吉安、泰和等地，配合西路军维护赣江交通；总预备队3个师位于临川（今抚州）附近。
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指挥11个师又1个旅，筑碉扼守武平、安远、赣县、上犹地区，阻止红军向南机动，相机向筠门岭、会昌推进，配合北路军作战。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所部9个师又3个旅，和浙赣闽边守军5个师又4个保安团分别“围剿”湘赣、湘鄂赣和闽浙赣苏区红军，并阻止红一方面军向赣江以西和赣东北机动。第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指挥6个师又2个旅，负责福建防务，并阻止红军向东机动。
空军5个队配置于南昌、临川、南城等地，支援作战。
（三）中央红军的“反围剿”部署
中央苏区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范围扩大到30多个县；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都取得很大成绩；主力红军扩大到约10万人；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亦有很大发展。但面对国民党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和重兵进攻，也存在不少困难。而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秦邦宪）等却认为，这次反“围剿”战争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阶级决战。在军事战略上，拒绝和排斥红军历次反“围剿”的正确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继续实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指导，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企图以阵地战、正规战在苏区外制敌，保守苏区每一寸土地。在国民党军“围剿”前夕，未及时有效地组织苏区军民进行反“围剿”准备，而是命令由红3军团、红19师为主组成的东方军和由红1军团、红14师为主组成的中央军，继续在闽西北地区和抚河与赣江之间地区对国民党军实行不停顿的进攻。
1933年7月，东方军在彭德怀、滕代远指挥下由江西广昌地区进入闽西地区作战，至8月初，先后占领归化、清流、连城等地，歼敌3000余人，恢复和扩展了大片苏区。8月中旬，东方军奉命北上围攻将乐、顺昌、延平，企图调动驻闽蔡廷锴之第19路军增援而求歼援敌于运动中未果。后因敌发起第五次“围剿”，东方军奉命北上作战。在东方军入闽作战的同时，中央军在江西吉水、永丰、乐安、宜黄、新淦之间打击敌人筑碉部队和破坏敌人封锁线，除取得少量歼敌战果外，未能阻止敌人构筑碉堡封锁线活动。面对敌军四面围堵的严重态势，主力红军采取的分离作战，不仅削弱了我军的战斗力，而且丧失了进行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直接造成红一方面军主力在持续作战而未休整和补充的情况下，即于9月下旬仓促开赴中央苏区北线迎击国民党“围剿”军，从而给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二、战役过程
1933年9月25日，完成“围剿”准备的国民党北路军，以3个师的兵力由南城、硝石向黎川发起进攻。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打响。至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根据地开始长征止，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共经历5个主要阶段。
（一）军事冒险，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
面对敌人的碉堡合围稳扎稳打战术，中央红军不仅未采取诱敌深入的机动防御战术，相反在军事冒险主力方针下，红军实施了极不切合实际的进攻作战。1932年9月至11月，中共临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要求红军在苏区外战胜敌人，并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当敌人北路军9月25日向黎川发动进攻时，中革军委仓促命令东方军从福建将乐、顺昌地区北上就敌。9月28日，敌占领黎川城后，中革军委为恢复黎川，再组织中央军主力东移，协助东方军收复硝石、黎川。10月9日，东方军开始进攻硝石，至10月13日，敌主力4个师进抵硝石，东方军被迫撤出战斗。
面对敌人堡垒攻势，中革军委再调红1军团进到抚河以东，集中第1、3、5军团及其他部队，企图在资溪桥地区与敌决战。10月18日，敌驻南城4个师由硝石进至潭头市，其先头和黎川之3个师又1个旅进占资溪桥，使硝石至资溪桥不到20公里的地区集中了7个师又1个旅，企图首先完成黎川、硝石间碉堡封锁线，吸引我军攻击而消灭之。在此严重情况下，中革军委仍令红一方面军主力插入国民党军堡垒密集地区实施强攻。10月22日，红军以3个师攻击资溪桥和潭头市，主力集结于石峡、洵口、湖坊地区，准备突击被牵制之敌。国民党军据碉坚守，红军连攻4天未克。至10月28，被迫再次撤出战斗。
10月底，中革军委组建第7、第9军团。红7军团下辖第19师、20师和34师，寻淮洲任军团长，肖劲光任政治委员。红9军团下辖第3师、14师第独立第1、4团，罗炳辉任军团长，蔡树藩任政治委员。尔后，中革军委命令第7军团前出抚州地区活动，企图调动金溪及南城、南丰的敌人。11月11日，第7军团在进攻浒湾时，遭敌浒湾、金溪、琅琚多路夹击，第3军团立即出援未果，两军团伤亡1100余人，最终仓忙后撤。
11月15日，我中央军奉命以主力红1军团和红9军团第14师由见贤桥至棠阴敌人堡垒封锁线的间隙北出，企图从翼侧配合红3、5军团作战。敌人集中第5、7纵队共10个师从南城、新丰街、里塔圩侧击我军，企图断我归路，消灭我军于封锁线以北地区。我中央军折回云盖山、大雄关地区。17日，敌人以5个师的兵力向我云盖山、大雄关地区攻击。在遭敌15个师截击、侧击下，我军遭受重大损失，被迫放弃已有阵地，继续向苏区内转移。
该阶段作战，红军中央军和东方军依照中共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在北线敌人主力和堡垒之间连续作战近两个月，不仅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反使自己遭受很大损失，中央军和东方军的番号实际取消，并完全陷于被动地位。至此，王明“左”倾冒险主力方针宣告破产。
（二）军事保守，坐视19路军决裂被歼
1933年11月下旬，在经历北线进攻作战几次挫折之后，中共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由军事冒险主义转变为军事保守主义，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实行向敌人后方无堡垒地区作战的方针，也不采取以往几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略，而是要求红军进行阵地防御，与敌人拼消耗，企图以此迟滞敌人进攻，削弱期力量，达到制止敌人“围剿”的最终目的。
正当我军按照上述指示布置防御时，驻福建的国民党第19路军于11月20日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同蒋介石决裂，成立“中华共和国革命政府”。此举，不仅使“围剿”我中央苏区的敌东路军不战自破，而且迫使蒋介石从“围剿”中央苏区北路军中抽调9个师进入福建，进攻第19路军。
在福建事变发和时，毛泽东主张，红军主力“应该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云，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面对如此有利局面，临时中央领导人拒绝了毛泽东主张的向苏浙皖出击的建议，也不积极利用敌人矛盾采取行动配合第19路军，反而将东线兵力抽调到西线进攻敌人堡垒地区，坐视第19路军被蒋介石镇压，同时丧失了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
蒋介石为了保障进攻第19路军的翼侧安全，于1933年12月11日以第8纵队3个师从黎川南出，向团村、东山、德胜关进犯，同时以第5纵队4个师集中在三都、横店和黎川附近地区策应。12日，敌第8纵队2个师进至团村地区，向我第5军团阵地发起进攻。红一方面军首长急令已奉命西调但尚在团村附近的第3军团和第3师、第34师从东西两个方向对敌反击，虽击溃敌人，但未能大量歼敌。13日，中革军委决定按原定计划，将第3军团、第1军团和第9军团第14师西调，会同由陈毅指挥的西方军（1933年11月由江西地方部队4个独立团组成）进攻永丰堡垒地区之敌。16日至20日，由黎川南出的敌人在侵占团村、东山、德胜关、黄土关后，即在东山至德胜关、东山经熊村、黄土关至光泽之间构筑碉堡封锁线，对我军暂取守势。
1934年1月，红一方面军总部与中革军委合并，方面军所属部队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称中央红军，主席仍由朱德担任，副主席由周恩来、王稼祥担任，但实际指挥权仍在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博古、李德手里。
（三）消极防御，中央苏区被逐步压缩
国民党在镇压了第19路军后，随即将其入闽的军队改编为东路军，协同其北路军、南路军，于1月下旬重新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进攻。在敌人新的进攻面前，中革军委不但要求红军在重要城镇、大居民点、交通要道、隘口等地构筑碉堡，处处设防，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出击”顶住敌人，而且经常轻率地要求我军以主力对敌军堡垒阵地或有堡垒作依托的敌军发动进攻。在这种错误战略指导下，从1934年1月下旬至3月底连续实施系列阵地防御战和阵地反击战：红5军团在黎川以南之横村、樟村的阵地防御战；红1、9军团和红3军团第4师对建宁以北邱家隘、坪寮之敌的阵地反击战，在凤翔峰的阵地防御战；红9军团在鸡公山的阵地防御战，红1、9军团协同红3军团对南丰西南三溪圩、三坑之敌的阵地反击战；红1、3军团对由将乐进占泰宁、新桥之敌的反击战等。中央红军第1、3、5、9军团连续组织阵地防御战、阵地反击战和泰宁、新桥反击战，虽然部队打得非常勇敢顽强，但都没有击破或打乱敌之进攻计划，反使自己遭受重大伤亡，仅3月中旬的三溪圩、三坑反击战，我军伤亡就达2200余人。
1934年4月上旬，敌北路军和东路军进至黎川南部的康都、西城桥、泰宁一线。10日，敌人集中11个师进攻广昌，其中第11、14、67、94、98等5个师为河西纵队，沿抚河西岸进攻，第5、6、79、96、97等5个师为河东纵队，沿抚河东岸进攻，预备队第43师在河西路进。敌人进攻正面约5公里，采用河东受阻时河西推进，河西受阻时河东推进的战法，交替筑碉前进。
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部屏障。随着国民党军深入中央苏区根据地，为了确保广昌不失，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不顾红军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减员很大的实际，急忙抽调在建宁地区的红1、3军团和红5军团第13师，龙冈地区的红23师，协同原在广昌地区的红9军团共9个师的兵力，在广昌及其以北地区同敌人进行“决战”。其部署：第9军团和红23师固守白舍以南碱水岩、罗家堡一线防御阵地，阻敌前进，集中红1、3军团和红5军团13师在抚河以东大罗山、延福嶂地区，准备对敌实行“短促突击”。并且提出了“为着保卫广昌而战，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胜利或者死亡”等错误口号。
广昌保卫战开始时，抚河东岸之敌向大罗山、延福嶂的我军阵地发起猛攻，我军顽强抗击，使敌进攻受挫。抚河西岸之敌乘我军主力集中于抚河东岸作战之机，突破了我第9军团阵地，于4月14日占领甘竹。19日，东岸之敌攻占了我大罗山、延福嶂阵地。当日，我军向进占大罗山之敌发起反击，经多次冲杀，未能阻止敌人的进攻，被迫撤退。20日，抚河西岸敌人由甘竹向长生桥进攻，抚河东岸敌人由大罗山、延福嶂向高州塅推进。当日，我军再次在抚河东岸向饶家堡、苦竹坑之敌反击，结果未能歼灭敌人。27日，抚河东西两岸敌人同时向广昌发起总攻。我中革军委以红9军团3师和红5军团13师在抚河东岸牵制敌人，以红9军团14师扼守广昌，集中红1、3军团和红23师，再一次向广昌西北之敌反击，仍未奏效，被迫于当晚撤出广昌，向广昌以西以南转移。
广昌保卫战，历时18天，我军虽给予敌人以重大杀伤，但自身也伤亡5500余人，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是一次典型的消极防御阵地战、消耗战。5月中旬，我军又实施了建宁保卫战，6至7月间在古龙冈以北地区进行了反击作战，不仅未能阻止敌人的进攻，反而造成红军主力的重大损失，给以后的作战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敌人相继占领了建宁和古龙冈以北的银龙下等地，苏区进一步缩小。
（四）分兵防御，根据地仅剩狭小核心区
1934年7月，国民党军为了加紧对中央苏区中心地区的“围剿”，重新调整了部署：以北路军直接指挥的6个师向兴国推进；第6路军4个师向古龙冈推进；第3路以4个师进占头陂，尔后集中9个师向宁都、驿前、石城推进；以东路军为主的6个师由朋口、连城向长汀推进；南路军3个师由筠门岭向会昌推进；以3个师集结于南丰、广昌地区为总预备队。7月上旬，上述各路敌军共32个师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发起全面进攻。
此时，中央苏区的人力、物力已很匮乏，中央红军已失去在内线打破敌人“围剿”的可能。在此情况下，中革军委仍未采取有效措施，保存我军有生力量，却要求红军主力“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并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军事战略，继续同优势敌人拼消耗。
8月5日，敌人北路军集中9个师，在飞机、炮兵的强大火力支援下，由赤水向驿前以北地区发动进攻。我红3军团主力和红5军团一部奉命在高虎垴、万年亭至驿前红15公里纵深内构筑5道以支撑点为骨干的防御阵地进行固守，6日，我军经英勇作战，击退了敌人多次集团冲锋，并使敌精锐部队第89师丧失了战斗力，但我军也因伤亡严重（约2300余人，其中干部600余人），被迫于28日放弃驿前以北的全部阵地。
在敌人北路军向驿前进攻的同时，其余各路敌人也向中央苏区中心区推进。9月1日至3日，红1、9军团和红24师虽然在温坊地区以运动战伏击、伏击了离开堡垒之敌，歼敌1个多旅，打击了敌东路军的进攻势头，但仍未改变我军的被动局面。
中革军委的“六路分兵”、“全线抵御”制敌策略不仅没有起到制敌的效果，反而为敌所制，至9月下旬，中央苏区根据地仅剩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狭小核心区。
9月21日，中革军委决定将由地方武装新组建的第21师和第23师合编为红8军团，周昆任军团长，黄甦任政治委员。
（五）尝试突围，红2、6军团开创湘黔根据地
随着中央苏区根据地逐步恶化，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意识到在中央苏区内打破敌人“围剿”已无可能，被迫开始在小范围内讨论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并组织少量兵力尝试突围。7月间，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组织第7军团3个师6000余人由江西瑞金出发，经福建向闽浙皖赣边挺进，企图调动敌东路军回援，因兵力过小未果。同时，命令在湘赣苏区活动的红6军团突围西移，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并同红3军取得联系。
1934年7月下旬，中共湘赣省委和湘赣军区按照中革军委要求红6军团西移的命令，成立了以任弼时为主席，萧克、王震为委员的军政委员会，领导红6军团西移行动。军政委员会综合研究决定，通过敌人兵力薄弱、空隙较大的湘粤边界，突破湘军、粤军封锁线，向桂东地区转移。
1934年8月7日，红6军团率第17、18两师（6个团）和红军学术共9700余人，从衙前、五斗江之间通过了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开始西征，尔后，连续突破敌两道封锁线，于8月11日进至桂东以南寨前地区。在寨前，红6军团领导机关正式成立，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
敌西路军总司令何键发现红6军团突围后，急令第1纵队第15、16两师由永新地区尾追，第19师主力、第63师和湖南保安团沿衡阳、耒阳、郴县以及湘江一带防堵，湖南保安旅和第19师一部赶至零陵、祁阳、东安筑保堵截，湘东、湘南、湘西各县民团控制交通要道，协助其正规军作战。
为争取先机，红6军团军政委员会决定放弃在桂东地区暂时停留的计划，乘敌合围部署未成和敌人湘江防御还较薄弱之际，迅速西渡湘江，进至新化、溆浦地区。1934年8月12日晚，红6军团从寨前出发，经资兴、郴县、桂阳、新田县境，于23日到达零陵东北地区，准备西渡湘江。这时敌人9个团已封锁了湘江零陵至祁阳段，邵阳之敌和广西之敌共3个师，正分路向零陵、道县开进，尾追我军之敌2个师已分别进到阳明山西南和常宁附近。在此情况下，红6军团再次改变计划，转向零陵东南的阳明山区，用兜圈子的战术，先向东北进至白果市，又急转向南，经嘉禾西进道县，徙涉沱水（潇水上游），进入广西北部。9月上旬，红6军团在灌阳附近的文市附近，击退尾追的湘敌第16师和桂敌第19师8个团的进攻，在界首地区顺利渡过湘江，进占西延城（今资源市）。
9月8日，中革军委向红6军团下达了新的训令，要求红6军团在城步、绥宁、武冈地区行动，歼灭尾随的湘军、桂军一部，发展苏维埃和游击运动，尔后转移到湘西北，并与在川黔湘边境活动的红3军取得联络。红6军团遂于9月11日城步以西，尔后，继续西进，企图在绥宁地区打击湘敌未得手。此时，湘桂两军主力已进至绥宁、靖县地区，阻止我军北进，红6军团遂即转兵向南，袭占通道城。19日，在靖县新厂给尾追之湘敌2个团以歼灭性打击后，于10月1日袭战贵州的旧州。
敌人为阻止红6军团同红3军会合，遂以入黔之湘军第55旅、独立第32旅和桂敌第19师进至镇远、石阡间堵击。桂敌第24师、湘敌补充第1总队及黔敌一部尾追，企图围歼我军于石阡地区。10月7日，红6军团在向江口地区前进时，在石阡西南同桂军第19师遭遇，一部被敌截断（后与红3军会合），主力被迫向东转移，在石阡、施秉、余庆之间地区，利用高山密林，同湘桂黔军20多个团的敌军周旋。此时，红3军领导人贺龙、关向应新率红3军主力沿梵净山南下接应。10月24日，红6军团主力经过10余天的艰苦转战，在石阡以南的马家坪突破敌人封锁线，到达贵州印江县的木黄同红3军会师，胜利完成转移任务。
红3军和红6军团会师后，红3军恢复红2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辖第4、第6师共4个团，红4400人。红6军团缩编为3个团，约3300人。红2军团军团部兼红2、6军团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两军团的行动。此时，中央红军已从中央苏区突围，正沿粤赣边境向湘南前进。“追剿”红6军团的湘、桂军主力迅速东调，参加围堵中央红军，留在湘西地区的敌军，只有新编第34师3个旅。红2、6军团为策应中央红军的行动并创建新区，于10月下旬从黔东出发，向湘西地区发动攻势，经酉阳占永顺，尔后在敌新编第34师逼近永顺城时弃城北移并设伏，歼灭新编第34师一部，尔后重占永顺城，并先后占领大庸、桑植等城。11月26日，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成立，任弼时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贺龙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兼军区司令员。湘鄂川黔苏区的建立，迫使敌人由“追剿”中央红军的湘军抽调3个师，由江西抽调1个师，驰援湘西，从而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行动。
（六）仓促转移，开始伟大悲壮的长征
10月上旬，北路军和东路军加紧对兴国、古龙冈、石城、长汀的进攻，南路军由筠门岭向会昌推进，企图迅速占领上述各地，进而占领宁都、雩都、瑞金，以实现围歼红军的目的。这时，毛泽东主张利用敌人暂时不敢长驱直入的弱点，进行短暂何事补充和动员，尔后突破敌人包围圈，向湘南中部等广大无堡垒地带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湘南再寻求战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争取粉碎敌人的“围剿”。但是，博古、李德等人已被敌人的进攻气势所吓倒，仓皇决定放弃中央苏区。
对于撤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这个关系党和中央红军命运的重大问题，中共中央博古李、德等领导人不仅没有在红军和地方的领导干部中进行解释工作，甚至也没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仓促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向湘西转移。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革军委于10月7日下令，红军主力的防御任务由地方兵团接替，将第1、3、8、9军团和第5军团向瑞金、于都、会昌地区集中。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主力红军5个军团和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共8.6万余人，从江西瑞金、于都、福建长汀、宁化出发，开始了向湘西方向与红2、6军团会合的战略转移，拉开了伟大长征的大幕。红24师和10多个独立团等共1.6万余人，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
1934年10月17日，中央红军从于都南渡贡水，尔后向湘粤赣边界进军。蒋介石立即于江西信丰与安远之间筹设第一道封锁线，由粤军陈济棠部余汉谋纵队防守，企图以此阻挡红军去路。但蒋介石在配备兵力时蓄意北重南轻，以便在中央军占领赣南后，促使红军进人粤境，从而使红军与粤军拼杀，两败俱伤。看破了蒋介石险恶用心的陈济棠与中央红军达成秘密协议，以红军不进入广东换取中央红军借道粤赣边界地区西进湖南。10月25日，中央红军从信丰南北渡过桃江，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10月31日，蒋下令组织在湘赣边界汝南、城口一线组织新防线，中央红军按照与陈济棠的约定，再次借道广东仁化徒涉锦江，11月5日至8日，中央红军由汝城以南之天马山至城口之间，突破湘军设防的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仁化间的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粤北地域。11月13日至15日，中央红军攻占宜章城，并从郴州、宜章、乐昌之间，突破由湘军何键部、粤军陈济棠部共同防守的第三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开始突围后，“左”倾领导人实行逃跑主义，不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轻装前进，反而采取大搬家的办法：带上所有“坛坛罐罐”，行动十分缓慢。11月25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湘桂军重兵设防的湘江防线，经通道转兵，进入敌人统治薄弱的黔北地区。湘江血战红军在“左倾”领导下的最后一战，虽然代价惨重，但红军浴火重生，恢复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革军委正确指挥，从而扭转了中国革命的危局，并开始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伟大征途。
三、战役结果与启示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持续1年之久，中央苏区军民全力以赴，为保卫苏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给予国民党军大量杀伤。但由于中共中央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和作战原则，使这次反“围剿”作战始终处于被动，以致在红军遭到严重削弱、中央苏区大部丧失的情况下，被迫进行长征。
附件：
